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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寒食节的传播

2015年01月08日 16:39:25 人气:1447 来源:互联网

  从古至今,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寒食节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寒食节在唐代以前是如何传播的呢?又有怎么样的风俗习惯呢?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吧。

  从汉代到南北朝时期,寒食节发生了诸多变化。主要包括:(1)播布空间扩张,俗民主体增加,节日地位上升;(2)节期渐趋统一;(3)娱乐活动增加,节俗走向多元,节日气质变化,节日功能更新;(4)节日习俗和气质具有一定的南北差异,等等。对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规模移民南迁具有重要作用。被携带至南方的寒食节在南方经历了因地制宜的改造。后来伴随大批南人北迁,来自南方的关于寒食的解释和节俗活动开始在北方扎根流传,它们与北方的寒食习俗相互融合,为唐代寒食节走向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寒食节,学界已经出现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寒食节的起源[1],特定时代(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寒食节习俗及其反映的世人心态[2],寒食节与清明节、上巳节的关系,寒食节习俗与文学之关系[3]、寒食节发展的动力机制[4]、寒食节在国外的播布[5]、介子推传说及其与寒食节的关系[6]等诸多方面。本文则主要探讨唐代之前寒食节由一个地方节日发展为跨地方节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变迁。

  一、从地方走向“中国”:寒食节在唐代以前的传播

  (一)太原一郡的地方节日:东汉中期以前的寒食节

  据目前所知,有关寒食习俗最早的文献记载来自两汉之际桓谭的《新论》[7]:“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之故也。”[8]稍后的记载来自《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和三国魏周斐的《汝南先贤传》,其中都提到东汉并州刺史周举(公元?—149年)在太原移易寒食风俗的事情: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9]

  两汉时期太原郡地属并州,地属并州的并非只有太原一郡,此外还有西河、上党、雁门郡等,桓谭在《新论》里点明“不火食”者是太原郡民,《后汉书》更只提“太原一郡”,由此可推断,在公元二世纪中叶,寒食节还只是一个流传于太原一郡的地方节日,其节俗活动主要是禁火、寒食(吃冷食)和祭祀介子推。此后,正是以太原郡为源地,禁火寒食习俗不断向外流播,在更大范围内对俗民生活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走向“中国”:东汉末期到隋朝之间的寒食节

  周举之后,与寒食节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曹操。由于长时间禁火寒食导致“岁多死者”的严重后果,曹操极力反对禁火寒食习俗,并为此发布了《明罚令》,阐述禁火寒食习俗的不合情理之处及其危害,要求人们不要再做,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为明确政令实施的范围,他列举了寒食习俗播布的区域:“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10]由此可知,到东汉末年,寒食节已从太原一郡扩张到太原、西河、上党、雁门四郡了。

  无论是太原、上党,还是雁门、西河,在东汉时从行政区划上说都属于并州刺史部。从地理位置上讲,上党位于太原东南,雁门位于太原正北,西河则在太原西面,[11]这种地理分布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此时期禁火寒食习俗是以太原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其他郡县传播的。传播的阶段性成果则是,至迟在公元后4世纪初期,整个并州都成为寒食节的流行区域。后赵石勒已将寒食称为“并州之旧风”。

  但寒食节流播的范围并未止于并州,它开始走向“中国”。在约成书于6世纪前半叶的《齐民要术》中[12],作者贾思勰这样写道:

  昔介子推怨晋文公赏从亡之劳不及己,乃隐于介休县绵上山中。其门人怜之,悬书于公门。文公寤而求之,不获,乃以火焚山。推遂抱树而死。文公以绵上之地封之,以旌善人。于今介山林木,遥望尽黑,如火烧状,又有抱树之形。世世祠祀,颇有神验。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酪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清明节前一日是也。中国流行,遂为常俗。”[13]

  这里,贾思勰用了“中国”一词。

  此处的“中国”当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在古代,中国多指与夷狄相对的中原地带,这里也许指称《齐民要术》一书所涉及范围,即“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包括今山西东南部、河北的中南部、河南的黄河北岸和山东”[14]一带。但若联系稍后成书的《荆楚岁时记》中有关寒食的记载以及该书作者的人生轨迹,认为这个“中国”不仅包括中原而且包括部分南方地区在内的更大区域,可能更加接近事实。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古代一部以年度岁时民俗为记述对象的专项民俗志,它以时为序,记录了荆楚一带从元旦到除夕诸多节令的典故与时俗。作者宗懔(约502-565),字元懔,又字怀正,南朝梁人,祖籍南阳陧阳(今河南邓县),西晋永嘉之乱中,八世祖宗承因军功官封柴桑县侯,除授宜都郡守,后死于任上,子孙遂定居江陵。至宗懔出生之时,宗家已世居江陵近二百年。生于斯长于斯的宗懔对江陵怀有十分深厚的乡土情怀,甚至《北史·宗懔传》的作者认为“梁元帝议还建邺,唯懔劝都渚宫”,也和他“以乡在荆州故”相关。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宗懔与数万百姓被俘,押解长安。史载:“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15]背井离乡的宗懔在北国政权的礼遇中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岁月。学者们多认为《荆楚岁时记》可能创作于这一时期,是宗懔“寄人篱下,追思故乡”的作品。[16]

  关于寒食节,《荆楚岁时记》云: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寒食,挑菜。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打毬、秋千、施钩之戏。”[17]

  这段话记录了当地寒食节的节期和节俗,表明,至迟在宗懔生活的公元六世纪,寒食节已经在荆楚地区流传开来。

  经历数百年的曲折发展,这个曾经局限一隅的地方节日现在成为含括南北的跨地方节日了。

  二.从屡被禁断到部分承认:寒食节地位的合法化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定意义上讲,从东汉一直到北朝时期,寒食节的历史就是被官方不时禁断的历史。”[18]明令移易禁火寒食习俗者,前有周举、曹操,后有石勒和北魏孝文帝。在官方禁令中存在的寒食节是非法的民间节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石勒和北魏孝文帝在颁布禁令之后,又都做出调整。史书详细记载了石勒建平年间(公元330-332年)“并州复寒食”的过程:

  雹起西河介山……行人、禽兽死者万数……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已来以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地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謏驳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如此?未之冥趣,必不然矣……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并州复寒食如初。[19]

  从中可知,一度禁止寒食习俗的后赵,很快就因为一场严重的雹灾在并州境内取消了禁令。北魏孝文帝时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延兴四年禁断寒食,太和二十年又“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20]。这意味着,晋朝以后,官方已经部分承认了人们过寒食节的合法性。这里的“人们”,不仅指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也包括石勒、徐光这样的统治者了。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对寒食节的记录表明,这个处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人物,也已将寒食节视为岁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或可以说,在南北朝时期,寒食节的俗民主体大大扩张,它业已成为社会上上下下都过的节日了。

  三.从悲凉的冬季节日到欢快的春季节日:寒食节在唐代以前的文化变迁

  自汉代至隋朝,无论是节期、习俗活动,还是节日气质、节日功能,寒食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从冬季五日到春季三日:节期的变迁

  这里的节期既指寒食节在历法中所处的位置,也指它的持续时长。寒食节最初是一个持续五天的冬季节日,即桓谭所说“以隆冬不火食五日”。到周举移风易俗的年代,仍在冬季,但节日持续时间大大加长,变成了“一月寒食”。按照曹操《明罚令》的说法,当时寒食节甚至长达一百零五天之久。[21]此外,汉魏晋时期还有寒食节时在夏季五月五日的地方。

  《琴操》相传为汉代蔡邕所作,讲述各种琴曲及其作者、缘由等。杜台卿《玉烛宝典》转引了《琴操》中关于《龙蛇之歌》的故事:

  晋重耳与介子绥(推、绥,声相近也)俱遁山野,重耳大有饥色,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甚怨恨,乃书作《龙蛇之歌》以感之。……文公惊悟,即遣追求,得于荆山之中。使者奉节还之,终不肯听。文公曰:“燔左右木,热,当自出。”乃燔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流泪交颈,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22]

  说明有“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的地方。无独有偶,《玉烛宝典》卷5引晋人陆翙《邺中记》,也有五月五日不火食的记载:“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自作饮食,祠神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子推也。”[23]这里,陆翙以“北方”习俗为参照物,将某地五月五日不举火食的做法与之相比较,从而得出“非也”的结论,恰恰证明确实存在五月五日寒食的地方。

  在《荆楚岁时记》成书的年代,当地寒食节是一个持续3天的春天的节日,自冬至算105天即是。隋朝,也持续3天,为《荆楚岁时记》作注的隋人杜公瞻说:寒食节“今则三日而已,谓冬至后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24]

  综观寒食节的节期,或因地而异,或因时而异,从冬季五日到冬季一月到跨越冬春的一百零五日,再到春季三日等,变化之大,在中国诸多传统节日中实属罕见。不过,南北朝以后,寒食节就基本上固定为冬至后一百五日,也即清明前一两日了,未有大的变化。

  (二)从单调到丰富:习俗活动的变迁

  两汉之际寒食节的习俗活动仅限于禁火、寒食和祭祀介子推。无疑是相当单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寒食节获得较大发展,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春季节日。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寒食的节俗主要有:

  1.祭祀介子推

  祭祀介子推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寒食节活动,至少有几条记载可资为证。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汾水又南,与石桐水合,即绵水也。水出界休县之绵山,北流径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 [25]又:“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山上有神庙,庙侧有灵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说谓之子推祠。”[26]又如《齐民要术》载:“于今介山林木,……世世祠祀,颇有神验。”至于西晋太原人孙楚《祭子推文公》云“黍饭一盘,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厨”[27],更留下祭祀的一些细节,即孙楚生活的西晋时期,太原一带的俗民在寒食节祭祀“介君之灵”时还要读祭文,摆供品。只是供品堪称至简,不过一盘黍饭、二盂醴酪、清泉甘水而已。

  2.禁火、寒食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有禁火、寒食习俗,与前代不同的是,此时已有特定的节日饮食。

  杜台卿《玉烛宝典》卷2引陆翽《邺中记》云:“并州之俗,以冬至后百五日有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是今糗也,中国以为寒食。又作醴酪。醴者,以粳米或大麦作之;酪,捣杏子人煮作粥。’”[28]

  《齐民要术》也记载“醴酪”是寒食节的“寒食”,并详细介绍了醴、酪的制作方法:

  煮醴法:与煮黑饧[29]同。然须调其色泽,令汁味淳浓,赤色足者良。尤宜缓火,急则焦臭。

  煮杏酪粥法:用宿穬麦,其春种者则不中。预前一月事麦,折令精,细簸拣,作五六等,必使别均调,勿令粗细相杂,其大如胡豆者,粗细正得所。曝令极干。如上治釜讫,先煮一釜粗粥,然后净洗用之。打取杏仁,以汤脱去黄皮,熟研,以水和之,绢滤取汁。汁唯淳浓便美;水多则味薄。用干牛粪燃火,先煮杏仁汁,数沸,上作豚脑皱,然后下穬麦米。唯须缓火,以匕徐徐搅之,勿令住。煮令极熟,刚淖得所,然后出之。预前多买新瓦盆子容受二斗者,抒粥著盆子中,仰头勿盖。粥色白如凝脂,米粒有类青玉。停至四月八日亦不动。渝釜令粥黑,火急则焦苦,旧盆则不渗水,覆盖则解离。其大盆盛者,数卷亦生水也。[30]

  从中可见,使用的原料、煮饭的火候、煮粥的器皿、盛粥的器皿、放置的方法等无一不讲究。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时期南方寒食节的节令食品是“饧、大麦粥”,其实就是醴酪。隋朝依然习惯吃这种食品,杜台卿说:“今世悉作大麦粥,研杏人为酪,别煮饧沃之也。”

  据《齐民要术》,此时节还有做寒食浆的习俗,其法,“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饭,鸡向鸣,下熟饭于瓮中,以满为限。当数日后便酢中饭。因家常炊三四日,辄以新炊饭一碗酘之,每取浆,随多少即新汲冷水添之,讫夏,歹食浆并不败而常满,所以为异。以二升,得解水一升,水冷清俊,有殊于凡。”[31]寒食浆虽不是寒食节食用,但始制作于寒食节。

  3.祭祖

  至迟到北魏时期,寒食节又有了祭祀祖先的活动。《北史·魏本纪》记载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二月辛卯有“罢寒食飨”之举,前此不久,他曾颁布了“以孟月祭庙”的诏书:

  十六年诏曰:“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况七庙之重,而用中节者哉!自顷烝尝之礼,颇违旧义。今将仰遵远式,以此孟月特禴于太庙。但朝典初改,众务殷凑,无遑齐絜,遂及于今。又接神飨祖,必须择日。今礼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剋日以闻。”[32]

  将“罢寒食飨”与“以孟月祭庙”联系起来可知,在罢寒食飨之前,连皇家祭祖也有在寒食节进行的。

  对于魏孝文帝的这一改革,宋代人胡寅大加赞扬:

  致堂胡氏曰:“四时之祀,天子用孟月,礼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于先王,其节或跨乎仲季,非天子之所宜行也。茍以为祖宗常行,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盍亦择礼之中否而行之欤!寒食之祀,始于晋人思介之推之焚死,为之不火食,然则有天下国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谓不经之礼。虽祖考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从是,何不可之有?魏孝文断然行之,不胶者,卓矣。”[33]

  由此可知,胡寅也承认北魏有以寒食日“祀其祖考”的风俗。

  魏孝文帝的上述祭祀改革显然是针对社会上层,即所谓“有邑之君”的,至于普通老百姓,并不在规范之列。这意味着此后民间仍流行着寒食祭祖的活动。而这,或许就是唐代风行的寒食上墓习俗的先声。

  4.挑菜

  《荆楚岁时记》曰“寒食,挑菜”

  ,“挑菜”也是寒食节期间的一项习俗。挑,“挖取”之意,时当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人们纷纷到田野中,挖取新鲜菜蔬。寒食节期间挖取的菜要生吃掉,如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挑菜”这句话所做的注,“如今人春日食生菜”。挑菜而生食,显然与寒食节不动烟火的要求相吻合。

  5.斗鸡

  早在先秦时期,斗鸡已成为一种娱乐形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斗鸡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斗鸡之戏在北方、南方均极普遍。当时不少社会名流如刘祯、应瑒、曹植、梁简文帝、刘孝威、徐陵、周弘正、褚玠、王褒、庾信等,都有歌咏斗鸡的作品。鉴于这些作品中多含有春字,如褚玠《斗鸡东郊道》中有“春郊斗鸡侣,捧敌两逢迎”,周弘正《咏老败斗鸡》中有“闲观春光满,东郊草色异”,庾信《斗鸡》中有“狸膏熏斗敌,芥粉壒春场”等,此时,斗鸡当已相对固定于春天举行了。《荆楚岁时记》更明言斗鸡乃寒食节期间的重要活动。

  6.镂鸡子、斗鸡子、打毬、秋千、施钩

  《荆楚岁时记》所载寒食节习俗还有“镂鸡子,斗鸡子”。所谓镂鸡子,即将鸡蛋煮熟后加以雕刻,以成各种形状。杜公瞻引《玉烛宝典》为其作注曰:“古之豪家,食称画卵。今代犹染蓝茜杂色,仍加雕镂,递相饷遗,或置盘俎。《管子》曰:‘雕卵熟斵之,所以发积藏,散万物。’”[34]斗鸡子,大概是将两只煮熟的鸡蛋相顶撞以孰破孰不破孰来定输赢的游戏。隋朝时,寒食节期间这两种游戏盛行,正如杜台卿所说:“此节,城市尤多斗鸡斗卵之戏。”[35]打毬,杜公瞻认为就是蹴鞠;施钩,也称拖钩,或牵钩,就是今天的拔河。这些活动,在南北朝之前都已经出现,且广为流行,只是此时被发展成为寒食节的习俗活动了。

  挑菜、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打毬、秋千和施钩等,都是具有竞斗色彩的游戏活动。它们的举行,有助于蓄积之气的抒发。春天是阳气上升、抒发的季节,寒食节(已成为一个春天的节日)举行上述活动,便具有明显的襄助阳气的作用。

  此外,据《齐民要术》,当时还有寒食节驱虫的做法:“清明节前二日夜,鸡鸣时,炊黍熟,取釜汤遍洗井口、瓮边地,则无马蚿,百虫不近井、瓮矣。甚是神验。”[36]

  总之,与两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寒食节的习俗活动无疑是大大丰富了。

  (三)从悲凉黯淡到欢快明丽:节日气质的变迁

  节日气质是由节俗活动以及人们过节时的心情感受决定的。南北朝之前,寒食节是一个悲凉黯淡的节日。这时候,它还时在冬季,主要流行于北方。在当时的俗民心中,介子推为晋文公重耳当上国君立过大功,但他非但没被封赏还被焚死,是个充满怨恨、“不乐举火”的神灵,若在自己被焚的日子里看见火,就会将怨恨化为雹雪之灾,带来巨大的灾难。为此,他们必须避免用火,“莫敢烟爨”,生怕一不小心就招致神灵的怨恨。于是在万物萧索、极其寒冷的冬季,他们无以取暖,只能吃冰冷的食物。有些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不堪其苦,或病或死,他们的亲戚朋友还要忍受着失去亲人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折磨。

  然而,由于节期的位移(移至冬至后105日),节期长短的变化(禁火寒食三天)和节俗活动的丰富,尤其是斗鸡等多种具有竞斗色彩游戏活动的引入,寒食节的气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冬至后第105日,已是春意盎然、草长莺飞时节,在明丽温暖的春天里举行一系列具有竞技色彩的游戏活动,无疑是欢快而轻松的。伴随着寒食节气质的变化,禁火这一最初被俗民作为事关群体生存、可以避免雹雪之灾手段的习俗活动,现在似乎成为人们得以享用特定的节令食品、开展一系列襄助阳气、娱人身心之游戏活动的由头了。由此,寒食节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现在,它已化成为主要调节人与祖先、人与他者、人与自我关系的社会生活时间,而不再主要是调节人与神灵(指介子推)、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日子了。

  应该说明的是,南北朝时期,除了禁火、寒食活动在南北双方都有流行外,其他节俗往往有南北的分野。比如,祭祀介子推的活动主要盛行于北方,寒食节期间进行的各种娱乐活动则主要流行于南方。这意味着虽然寒食节的格调整体上趋于明丽,但北方仍然较为黯淡,缺乏南方的轻松与欢快。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寒食节的传播和变迁

  从汉代到南北朝,寒食节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综上所述,主要体现在:(1)播布空间扩张,俗民主体增加,节日地位上升;(2)节期渐趋统一;(3)节俗走向多元,娱乐活动增加,节日气质变化,节日功能更新;(4)节日习俗和气质具有一定的南北差异;等等。这些变化不可谓不巨大,实际上,若没有“寒食”这个名称的沿袭,今天的人们很难相信宗懔笔下的寒食节就是桓谭笔下的寒食节。寒食节变化的原因相当复杂。时代风气,节俗本身作为规范的约束力、俗民主体的选择、官方的态度和作为等,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它的传播和变迁。这里主要从移民的角度分析寒食节在空间上的传播及其对文化变迁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一种民俗事象在地理空间上的播布,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相邻地理空间居民的接触、沟通与互动,二是通过官方颁布相关政策并加以推行,三是通过人的迁移。在笔者看来,唐代以前的寒食节在空间上的传播,固然不可避免地会通过第一种方式来进行,但与移民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姑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分析的重点时段。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从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算起,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止,前后近四百年。此间,除了西晋实现了约37年的短暂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前后共建立起30余个政权。各政权你争我夺,战乱频仍。根据大概的统计,该时期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约500多次,其中既有反抗阶级压迫的农民战争,也有一个政权内部的混战,既有各个割据政权或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逐,还有不同民族贵族之间的争夺。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尤其西晋末永嘉(公元307-313年)年间的战乱和西晋的最终覆亡,更导致北方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当时主要的迁移方向是南方,大部分移民的迁入地也是南方。据《中国移民史》,永嘉乱后的人口南迁大致可分五个阶段,历时一百多年,若计其余波则更长达近三百年。移民大约沿着东、中、西三条线路南迁。其中,东线“以淮河及其支流(包括当时入淮各水)汝、颍、沙、濄(涡)、睢、汴、泗、沂、沐等水和沟通江淮的邗沟构成主要水路,辅以各水间陆路。不仅在今河南、山东和安徽、江苏北部的司、豫、兖、青、徐诸州移民大多由此线南流,就是在今山西、河北的并、冀、幽州的流民也多数在渡过黄河后循此线而南。”中线的起点主要是洛阳和关中,移民“分别由洛阳经南阳盆地,由关中越秦岭东南经南阳盆地,由关中越秦岭至汉中盆地顺汉水而下,最后都汇聚于襄阳,然后再由汉水东南下。在今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的秦、雍、梁、司、并流民大多走此线,南迁后往往定居于襄阳、江陵等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一部分人从南阳盆地东南越过桐柏山、大别山的隘口进入江汉平原”。西线则“汇聚了今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境内的凉、秦、雍流人,由穿越秦岭的栈道进入汉中盆地。继续南迁者循剑阁道南下蜀地,或部分利用嘉陵江水路,定居于沿线和成都平原。也有人在今甘肃南部沿白龙江而东南。在蜀地发生战乱时,部分流人又循长江东下,进入长江中下游。”[37]就南迁移民的迁居地而言,根据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其移民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而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此外,还有本省淮北和江苏北部的一些移民。其他如湖北、江西、湖南、陕西、四川、山东等地也有移民迁入,其中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笔者注:宗懔的家乡)、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汉水流域是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其中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和四川。[38]

  从上述情况看,并州是重要的移民迁出地。鉴于此一时期寒食节已在并州流行,南迁的并州人中肯定不乏寒食节的俗民。他们在将身体迁移到南方的同时,也将禁火寒食的习俗携至南方。

  葛剑雄曾总结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移民南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移民作为载体在南方和其他边疆地区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至少要中断或推迟数百年,物质文明的一些方面可能会就此断绝”。[39]此论堪称公允。在南方,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并非偶然。首先,汉族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优于南方“蛮人”,虽处于南方却是以北方移民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东晋和南朝政权,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会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文化。就是一般的北方移民,在新的环境中,也会怀着对故乡的深情,生出一种维护原有文化风俗的强烈愿望。其次,当时移民多集体迁移并聚族而居的做法极便利原有文化和风俗的保存。

  东汉以来,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些世代显贵的士族和政治经济实力强大、人口众多的豪族,它们的长期存在也强化了时人的宗族观念。战乱时期,官方的保护和控制十分微弱,人们只能依靠宗族的力量生存和迁移。到了迁入地,为了与土著相抗衡,求得立足自保,也需要依靠宗族和集团的力量。因此,一位官员、士人、宗族首领或流民领袖率数百家以至数千家流亡迁移,结寨自保,垦田自给或在他乡定居,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至于政府设立侨州郡县安置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做法,更为文化包括风俗的传承提供了便利条件。

  侨置郡县之制并非东晋和南朝首创,却在东晋和南朝时期运用最为充分。关于侨置郡县的背景和原因和具体设置,胡阿祥有很全面的论述。他的“东晋南朝境内侨置州郡表”呈现了当时侨州郡的基本状况,从中可见侨州郡县的多而广。[40]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集中了北方移民的地区都曾设置侨州郡县;同样,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并不都在侨州郡县中定居”,[41]但总体上看,在侨州郡县中定居的大多数都是来自该州郡县的移民。这样,侨置州郡县,就不仅为籍贯相同的移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场地,还为他们传承家乡传统和风俗提供了有利空间;迁入地名称与迁出地名称相同,则进一步强化了移民保持原有文化的自觉意识。禁火寒食习俗作为北方原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在新的环境里得以保存的。

  在笔者看来,俗民的南迁对于寒食节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迅速扩大了寒食节的地理分布空间,使其从北方进入南方,而且将其置于一种迥异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之中。

  魏晋南北朝固然是多民族融合、南北文化融合的时期,但这种融合并不能完全消弥民族的和地域的界线。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孕育出风格不同的南北文化。南北文化之异,概括起来说,即北刚南柔、北朴南华、北俭南奢。北方人重朴崇实、勤谨刚健;南方人重文崇美,追求享乐。[4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于北方的节日,寒食节是北方俗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于禁火、寒食来历的解释,对介子推这个人物的态度,对禁火寒食与气候天象关系的看法,对过节内容和方式的选择以及过节的心态等,都基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一旦寒食节伴随着俗民南迁在南方流播开来,就自然而然地被置于另一种风土和环境之中。尽管移民们会固执地保守传统,但也不能无视新情况带来的新问题,事实上,只有对新问题进行合理的重新阐释,传统才能延续下去。就寒食节而言,南传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解释禁火寒食与介子推以及雹雪等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有多种资料(如曹操《明罚令》、石勒复并州寒食事件)表明,并州一带的俗民们宁愿饱受生活的种种不便而每年坚持禁火寒食不辍,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越轨(不禁火,不寒食)后果——神性惩罚,即介子推神灵恼怒、出现雹雪之灾——的恐惧。而当地人之所以能将禁火、寒食与雹雪之灾联系起来,前提是当地确实屡受雹雪之灾的侵袭。我国北方地处北温带,为雹雪等自然现象的多发区。尤其太原一带及禁火寒食习俗很快就流播到上党、西河等地,都是雹雪的多发区,而且雹雪造成的危害极大。[43]但南方地处亚热带,很少有雹雪之灾的侵扰。身处南方的寒食节面临着现实提出的严厉质疑:如果没有雹雪之灾,还有禁火、寒食的必要吗?!寒食节的俗民们遭遇了寒食节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信仰危机。除非给予新的诠释,它在南方将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看到,寒食节得到了新的诠释,对此,宗懔《荆楚岁时记》做了记录:“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这显示了俗民们为保持既有传统所做出的努力,也显示了他们在重新诠释时沿袭了旧有的逻辑,即将寒食与天气状况加以联系:从前是北方多有的雹雪之灾,现在是南方常见的“疾风甚雨”。

  身处南方自然环境中的寒食节,重新得到定义;而在重文崇美、追求享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中,诸如挑菜、斗鸡、斗鸡子、镂鸡子、秋千、拔河等充满生机、洋溢欢乐、襄助阳气的活动成为寒食节的节俗活动,由此改变了寒食节的气质,也更新了寒食节的功能。

  应该说明的是,南迁对寒食节所造成的影响并非寒食节发展的终点。后来随着政局的变换,大批南人北迁(宗懔就是其中的一员),寒食节大约又经历了一个风俗回传的过程。在南方经过改造的寒食节随着北迁的南人又回到北方,来自南方的关于寒食的解释和节俗活动开始在北方扎根流传,它们与北方的寒食习俗相互融合,为唐代寒食节走向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对于2004年以前寒食节起源的研究成果,拙稿《寒食节起源新论》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见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42-158页。2004年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较为重要的成果有陈泳超的《寒食缘起:从地方性到普泛化》(《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第45-55页)、刘晓锋的《寒食与山西》(《民族艺术》2007年第2期,第76-81页)等。

  [2]如王赛时的《唐代的寒食风俗》(《民俗研究》1990年第3期,第47-52页)、唐川子的《试论唐代诗人笔下的寒食节民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S2期,第198-204页)、何海华的《从寒食清明诗看唐代风俗》(《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第27-30页)、罗时进的《孤寂与熙悦——良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第46-53页)、张勃的《唐代的改火》(《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第63-67页)、刘畅的《生者的狂欢——从宋代寒食、清明习俗看当时社会之现世心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第249-260页)等。

  [3]如张丑平的《上巳、寒食、清明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景圣琪的《“改火说”与唐代寒食诗的兴盛——中国古代民俗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79-84页)等。

  [4]如张勃的《论官方与民间合力对寒食习俗的影响》(《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第44-47页)、王剑的《寒食节的兴衰——民众审美心理与国家意志的博弈》(《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92-95页)。

  [5]如刘晓锋的《寒食不入日本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86-96页)。

  [6]如裘锡圭的《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中国文化》1990年第1期,第66-77页)、李道和的《寒食习俗与介子推传说考辩》(《中国俗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第96-120页)、张勃的《介子推传说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管子学刊》2002年第3期,第83-90页)、《历史人物的传说化与传说人物的历史化——从介子推传说谈起》(《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第72-77页)、阳清的《〈龙蛇歌〉综论》(《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80-285页)等。

  [7]目前关于寒食节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周代禁火说、古代改火说和介子推说。笔者持介子推说,认为“禁火习俗与介子推其人其事及传说密切相关,它是在西汉的社会环境中,在早已存在的对介子推进行祭祀活动的基础之上,杂糅了俗民对“传说”的、却已经实事化了的英雄人物的美好情感、对神灵和神性惩罚的畏惧而形成的一种禁制。至于寒食活动的发生,则是禁火活动必然带来的后果,同时也是对介子推的一种哀悼方式。而禁火、寒食活动约定俗成化的结果,便是寒食节的形成。”有关寒食习俗最早的文献记载来自两汉之际桓谭的《新论》,寒食节是汉代源于太原的一个地方节日。参见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42-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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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唐代 寒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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